hong kong

自己資料自己攞

小時候,有一次回到家,我如常看看郵筒裏有沒有寄給我的信。信箱內有一封信,是寄給我的,已被拆開。究竟是誰拆開了我的信?我問媽媽什麼回事;正忙於清潔的她,一邊工作,一邊應聲說她誤以為信是她的,所以拆開了信件。但我倆的名字差天共地,怎會認錯?「有冇搞錯呀!」我說,但她只聳聳肩,堅稱以為信是她的。雖然我當時還小,但我已知這事有點不妥。她為什麼要打開一封明明不是屬於她的信?我相信我媽是出於關心,才拆開我的信件,我卻為自己的私隱被侵犯而不安,她的舉動亦漸漸傷害了我們之間的信任。這事令我體會到保護個人私隱和個人資料的重要。 「沒機構比網絡供應商更能威脅私隱」 時移世易,我們已甚少寫信,愈來愈依賴電郵、聊天軟件和社交媒體等等媒介來溝通。我們留下的數碼腳印當中,亦包括愈來愈多個人資料。誰可以獲取這些個人資料呢?我們經常打趣道,facebook和Google知道我們所有事情;其實,網絡供應商和電訊公司掌握的個人資料也許更多。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保羅拉姆(亦是該校私隱和技術研究中心的主任)在2008年的一篇論文中強調「社會裏沒有機構比網絡供應商更能威脅我們的私隱」。他指出,以前由於技術所限,網絡供應商沒法處理大量的個人資料;但今時不同往日,技術進步遠超你我想像,他們已經可以輕而易舉地追蹤和分析我們的個人資料。他們能知道你什麼時候在哪裏、逗留了多久、瀏覽了什麼網頁,以至種種敏感的個人資料。 因此,我和其他民間團體一起開發了「誰手可得」這個網站,目的是了解我們的個人資料究竟怎樣被收集、處理和分享。用家只需選取為自己提供服務的公司並填寫簡單的個人資料,網站就會幫用家撰寫一封「查閱個人資料要求」的信件,用家隨後可以發送給該公司的私隱條例事務主任。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8條,我們有權查閱公司收集了的個人資料。根據個人資料條例第19條,公司亦必須在40日內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回覆查詢。 為何建立這個網站呢?我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助理教授和美國哈佛大學貝克曼研究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的研究員。我一向研究網絡自由,十分關注網絡政策。參與這個研究計劃的機構,包括同樣關心網絡自由的「獨立媒體(香港)」和「鍵盤戰線」。另外,跟我們合作的多倫多大學的研究智庫Citizen Lab和Open Effect在2014年研發類似網站,成為這個程式的藍本。 我們希望透過「誰手可得」了解有關個人資料的保障現况,包括我們的個人資料如何被收集和處理?它們會被保留多久?誰能夠拿到這些資料?我們留下的數碼足印會不會被各種各樣的機構利用,甚至濫用? 為何要關心個人資料? 也許你會覺得個人資料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果身家清白,為何要關心呢?讓我分享兩個故事。 故事一:2005年內地記者師濤被判監禁10年。案件源自他將一份中共的文件「泄露」給海外民運網站。這份文件要求記者不得報道有關六四事件的紀念活動。師濤用他的雅虎電郵寄出了這份文件,而雅虎公司將師濤的資料,包括辦公室地址、電話號碼和電腦的IP地址交予中國執法機關,成為他被判監的關鍵證據。雅虎的做法被國際媒體和社會批評,亦被控違反香港個人資料條例。出乎意料之外,私隱專員和行政上訴委員會卻指雅虎交給執法機關的資料,不屬於個人資料。 故事二:2010年八達通公司被發現在未經客戶同意下,售賣客戶個人資料,包括電話號碼、住址、職業、收入水平和「日日賞」計劃的消費資料。八達通公司將140多萬客戶的資料售賣給不同公司,包括保險公司和市場調查公司。八達通公司終承認過去4年半出售客戶資料作推銷用途,獲利4400萬元,佔其間總收入近三分之一。 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保護我們的個人資料十分重要。無論是出於商業、政治或法律原因,有很多機構對我們的個人資料甚感興趣。作為公民,如果想保障個人資料,我們能做什麼?我們是否無能為力? 幸好香港有法律保障個人資料。經過八達通事件,個人資料條例經修改。根據現時的個人資料條例,我們有權查閱網絡供應商和電訊商收集了哪些個人資料。如果你的個人資料不準確,你甚至有權更改。換句話說,我們能評估我們個人資料泄露的風險和了解個人資料的去向。要行使你查閱個人資料的權利,你需正式寫信向機構提出要求。「誰手可得」可幫你撰寫這封信,讓你確認這些公司是否對我們的私隱負責任。 權利需不斷運用才會增強 香港正在努力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但如果我們想推動創新經濟,我們要能夠信任收集、處理和分析我們個人資料的公司。權利就像肌肉一樣,需要不斷「運用」才會增強。研究個人資料保障也一樣,不能單靠文字描述或分析,亦要透過行使我們的權利,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本質。珍惜我們擁有的權利就要好好運用。請登錄「誰手可得」(accessmyinfo.hk),寫信給你的網絡供應商或電訊公司,一起行使我們的權利吧:自己資料自己攞。 文:徐洛文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4月21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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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ext research projec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hong kong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others know about you? We live in an era where everything that we do, including who we call, for how long and at what times, what websites we visit and how often, all can be recorded in minute detail. This can be a scary thought: information is power and mone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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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

my latest article covers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by the umbrella movement. it is titled “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 (pdf) and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here’s the abstract: Governments are increasingly playing catch-up and sometimes even leapfrogging ahea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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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Occupy protests are far from over. Let’s raise our umbrellas

“The umbrella movement is no failure. The protesters went the distance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75 days straight.” Photograph: Alex Ogle/AFP/Getty Images Is this the end? The police cleared the Occupy sites and protesters on Thursday, arresting 247 people. The continuing occupation was beginning to lose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and there are sti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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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untry, two internets’, and why we need to protect it

Late on Tuesda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charg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and broke a glass panel. Reports indicate they did so because they feared the passing of “Internet Article 23”. The original Article 23 is of course the controversial national security bill that provoked half a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to prot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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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中的言論自由 徐洛文教授專訪

新媒體中的言論自由 徐洛文教授專訪 2014-No.3, 學院消息 by Editor 特約記者:徐梓傑 (本科四年級生) 震撼全球的佔領運動,新傳上下各人也緊貼着運動的進展。這時要跟老師進行訪問,話題也離不開這場運動。 眼前香港的局勢,相信你我也意想不到。他,新傳學院助理教授徐洛文也如是說。 今年八月,他重返校園,加入中大新傳學院,就遇上罷課和佔領運動,這名回流香港的助理教授以「Surprise」形容。「香港社會累積了好多年不滿,好似好易就『撻着火』,但在很多人已經放棄的時刻,見到學生一直『頂』住」。他這年執教本科一年級生的Develop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課,九月下旬,學生罷課,他才剛剛開課三星期,還未趕得及認識學生。但看見學生們對佔領運動的熱情,已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下一代這麼有心,學生很有理想,我很榮幸當上他們的老師。」 他從大學校園跳到Google,遊走亞洲各國,現在又到了本院執教鞭。三年前,他離開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席,轉往Google公司,從事公共政策及政府關係的工作,主要與言論自由有關。負責與亞太區各國政府協商,例如某國關於言論自由的政策出台,他與工作團隊便會提交文件,游說政府改善政策,又或者政府看見上載至Youtube的片段出問題,他便代表Google跟對方斡旋。 他憶述最深刻的一次,要處理「Innocence of Muslims」影片惹起回教人不滿的投訴。影片反伊斯蘭教的主題激發不少回教徒於各國示威,最嚴重的包括利比亞及埃及。面對亞洲大部分伊斯蘭教國家的投訴,他的工作是要應對當地政府。當時,巴基斯坦政府要求影片下架,是否下架他需要考慮兩個主要問題:一、法律問題;二、影片是否違反Google內部的政策(例如不容許有三級片)。就着這段影片,因為其內容並無違反Google政策,因此,公司決定這段影片不用下架,而巴基斯坦政府結果封鎖了Youtube。 他形容,大學教學研究與擔任Google公司的前線工作,猶如「識食」同「識煮」的關係。不論在大學任教,還是較早時在美國修讀博士課程期間,他主要研究互聯網、新媒體的全球化政策,當時的論文大多從批判角度入手,是「評價菜式」。但加入Google工作,他便要「親自下廚」,通過游說工作,改變一國政策。因為政府有關資訊傳播的政策如何推行,皆直接影響Google 公司的工作。離開Google,他放棄了高薪厚職、公司股份,還有每年豐厚的聖誕禮物(通常是智能手機)。為的是甚麼? 徐洛文直言有感於自己在Google的工作發展去到瓶頸:「始終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在Google的工作,可以影響公司,甚至政府政策,但工作成果相對抽象,滿足感不大。他想多寫評論文章,但又受制於Google員工的身分。只有離開工作崗位,重投校園他才享有自由,延續學術研究;重拾教鞭也因為他希望接觸年輕人,看著學生成長,他說這樣「更有滿足感」。 遊走各國,他還是落腳香港,是因為對香港有感情。他父母為香港人,早年舉家移民至荷蘭阿姆斯特丹。他在荷蘭出生、長大,但一直有跟在港的表姐聯繫,那時還是寫信的年代。他跟表姐閒話家常,也會談到香港文化。小時,他跟香港學生一樣,愛看香港卡通、電視電影:「還是那個熟悉的原因──因為睇無綫劇集大。」回想中學年代,親友更會從香港寄一些劇集光碟給他。 慢慢地,互聯網普及,他跟表姐也改以電郵聯繫,上網也能收看港台節目,不用再等幾星期從香港寄來的影碟。他感受到互聯網的力量,相信互聯網能打開他的世界,能改變世界。他着迷於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後來考上荷蘭的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雖然本科和碩士並非修讀傳播學相關學科,但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Internet in China。輾轉他往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修讀媒體傳播相關的博士學位,2010年學成回流香港,展開其教學及工作生涯。 四年過去,他漸漸習慣香港的生活模式,但同時也感受到社會上,新一代與上一輩的矛盾加劇。這次佔領運動,更讓他印證社交媒體的重要角色。「WhatsApp,Facebook等新媒體是新一代的溝通平台,他們透過社交媒體,把自己親身經歷抒發出來,這些內容與主流媒體的故事很不一樣。」。他認為,正因為新一代的溝通方式,催化了這次佔領運動遍地開花。新媒體能夠讓新一代找到身分認同,互相組織起來就成為運動的群眾力量。他又相信,在主流媒體一片「懷疑論」、「河蟹論」的報道下,新媒體的言論空間更見重要。 面對新世代的學生,他謙稱學生們教識他「謙虛」、「勇氣」和「爭氣」。他看見學生面對將來,有勇氣積極爭取更好未來,但又不像上一輩般,否定未來的可能性。在強權之下,他寄語學生要對將來有信心,人權和民主要自己爭取。 為了一盡己責,9‧28催淚彈事件後,他在《衛報》投稿,希望世界更了解香港發生的事,他說,不只年輕人有責任,老師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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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activists know they must act now if democracy is ever to happen

The Hong Kong people are considered the world’s most polite protesters. We queue, recycle and clean up after ourselves. Our protests have always gone without a hitch. Not any more. A lot of people I’ve spoken to this week are in disbelief. On Friday night the police arrested and attacked many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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