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徐梓傑 （本科四年級生）
震撼全球的佔領運動，新傳上下各人也緊貼着運動的進展。這時要跟老師進行訪問，話題也離不開這場運動。
眼前香港的局勢，相信你我也意想不到。他，新傳學院助理教授徐洛文也如是說。
今年八月，他重返校園，加入中大新傳學院，就遇上罷課和佔領運動，這名回流香港的助理教授以「Surprise」形容。「香港社會累積了好多年不滿，好似好易就『撻着火』，但在很多人已經放棄的時刻，見到學生一直『頂』住」。他這年執教本科一年級生的Develop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課，九月下旬，學生罷課，他才剛剛開課三星期，還未趕得及認識學生。但看見學生們對佔領運動的熱情，已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下一代這麼有心，學生很有理想，我很榮幸當上他們的老師。」
他從大學校園跳到Google，遊走亞洲各國，現在又到了本院執教鞭。三年前，他離開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席，轉往Google公司，從事公共政策及政府關係的工作，主要與言論自由有關。負責與亞太區各國政府協商，例如某國關於言論自由的政策出台，他與工作團隊便會提交文件，游說政府改善政策，又或者政府看見上載至Youtube的片段出問題，他便代表Google跟對方斡旋。
他憶述最深刻的一次，要處理「Innocence of Muslims」影片惹起回教人不滿的投訴。影片反伊斯蘭教的主題激發不少回教徒於各國示威，最嚴重的包括利比亞及埃及。面對亞洲大部分伊斯蘭教國家的投訴，他的工作是要應對當地政府。當時，巴基斯坦政府要求影片下架，是否下架他需要考慮兩個主要問題：一、法律問題；二、影片是否違反Google內部的政策（例如不容許有三級片）。就着這段影片，因為其內容並無違反Google政策，因此，公司決定這段影片不用下架，而巴基斯坦政府結果封鎖了Youtube。
他形容，大學教學研究與擔任Google公司的前線工作，猶如「識食」同「識煮」的關係。不論在大學任教，還是較早時在美國修讀博士課程期間，他主要研究互聯網、新媒體的全球化政策，當時的論文大多從批判角度入手，是「評價菜式」。但加入Google工作，他便要「親自下廚」，通過游說工作，改變一國政策。因為政府有關資訊傳播的政策如何推行，皆直接影響Google 公司的工作。離開Google，他放棄了高薪厚職、公司股份，還有每年豐厚的聖誕禮物（通常是智能手機）。為的是甚麼？
徐洛文直言有感於自己在Google的工作發展去到瓶頸：「始終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在Google的工作，可以影響公司，甚至政府政策，但工作成果相對抽象，滿足感不大。他想多寫評論文章，但又受制於Google員工的身分。只有離開工作崗位，重投校園他才享有自由，延續學術研究；重拾教鞭也因為他希望接觸年輕人，看著學生成長，他說這樣「更有滿足感」。
遊走各國，他還是落腳香港，是因為對香港有感情。他父母為香港人，早年舉家移民至荷蘭阿姆斯特丹。他在荷蘭出生、長大，但一直有跟在港的表姐聯繫，那時還是寫信的年代。他跟表姐閒話家常，也會談到香港文化。小時，他跟香港學生一樣，愛看香港卡通、電視電影：「還是那個熟悉的原因──因為睇無綫劇集大。」回想中學年代，親友更會從香港寄一些劇集光碟給他。
慢慢地，互聯網普及，他跟表姐也改以電郵聯繫，上網也能收看港台節目，不用再等幾星期從香港寄來的影碟。他感受到互聯網的力量，相信互聯網能打開他的世界，能改變世界。他着迷於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後來考上荷蘭的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雖然本科和碩士並非修讀傳播學相關學科，但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Internet in China。輾轉他往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修讀媒體傳播相關的博士學位，2010年學成回流香港，展開其教學及工作生涯。
四年過去，他漸漸習慣香港的生活模式，但同時也感受到社會上，新一代與上一輩的矛盾加劇。這次佔領運動，更讓他印證社交媒體的重要角色。「WhatsApp，Facebook等新媒體是新一代的溝通平台，他們透過社交媒體，把自己親身經歷抒發出來，這些內容與主流媒體的故事很不一樣。」。他認為，正因為新一代的溝通方式，催化了這次佔領運動遍地開花。新媒體能夠讓新一代找到身分認同，互相組織起來就成為運動的群眾力量。他又相信，在主流媒體一片「懷疑論」、「河蟹論」的報道下，新媒體的言論空間更見重要。
面對新世代的學生，他謙稱學生們教識他「謙虛」、「勇氣」和「爭氣」。他看見學生面對將來，有勇氣積極爭取更好未來，但又不像上一輩般，否定未來的可能性。在強權之下，他寄語學生要對將來有信心，人權和民主要自己爭取。
為了一盡己責，9‧28催淚彈事件後，他在《衛報》投稿，希望世界更了解香港發生的事，他說，不只年輕人有責任，老師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