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中的言論自由 徐洛文教授專訪

特約記者:徐梓傑 (本科四年級生)

震撼全球的佔領運動,新傳上下各人也緊貼着運動的進展。這時要跟老師進行訪問,話題也離不開這場運動。

眼前香港的局勢,相信你我也意想不到。他,新傳學院助理教授徐洛文也如是說。

今年八月,他重返校園,加入中大新傳學院,就遇上罷課和佔領運動,這名回流香港的助理教授以「Surprise」形容。「香港社會累積了好多年不滿,好似好易就『撻着火』,但在很多人已經放棄的時刻,見到學生一直『頂』住」。他這年執教本科一年級生的Develop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課,九月下旬,學生罷課,他才剛剛開課三星期,還未趕得及認識學生。但看見學生們對佔領運動的熱情,已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下一代這麼有心,學生很有理想,我很榮幸當上他們的老師。」

他從大學校園跳到Google,遊走亞洲各國,現在又到了本院執教鞭。三年前,他離開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席,轉往Google公司,從事公共政策及政府關係的工作,主要與言論自由有關。負責與亞太區各國政府協商,例如某國關於言論自由的政策出台,他與工作團隊便會提交文件,游說政府改善政策,又或者政府看見上載至Youtube的片段出問題,他便代表Google跟對方斡旋。

他憶述最深刻的一次,要處理「Innocence of Muslims」影片惹起回教人不滿的投訴。影片反伊斯蘭教的主題激發不少回教徒於各國示威,最嚴重的包括利比亞及埃及。面對亞洲大部分伊斯蘭教國家的投訴,他的工作是要應對當地政府。當時,巴基斯坦政府要求影片下架,是否下架他需要考慮兩個主要問題:一、法律問題;二、影片是否違反Google內部的政策(例如不容許有三級片)。就着這段影片,因為其內容並無違反Google政策,因此,公司決定這段影片不用下架,而巴基斯坦政府結果封鎖了Youtube。

他形容,大學教學研究與擔任Google公司的前線工作,猶如「識食」同「識煮」的關係。不論在大學任教,還是較早時在美國修讀博士課程期間,他主要研究互聯網、新媒體的全球化政策,當時的論文大多從批判角度入手,是「評價菜式」。但加入Google工作,他便要「親自下廚」,通過游說工作,改變一國政策。因為政府有關資訊傳播的政策如何推行,皆直接影響Google 公司的工作。離開Google,他放棄了高薪厚職、公司股份,還有每年豐厚的聖誕禮物(通常是智能手機)。為的是甚麼?

徐洛文直言有感於自己在Google的工作發展去到瓶頸:「始終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在Google的工作,可以影響公司,甚至政府政策,但工作成果相對抽象,滿足感不大。他想多寫評論文章,但又受制於Google員工的身分。只有離開工作崗位,重投校園他才享有自由,延續學術研究;重拾教鞭也因為他希望接觸年輕人,看著學生成長,他說這樣「更有滿足感」。

遊走各國,他還是落腳香港,是因為對香港有感情。他父母為香港人,早年舉家移民至荷蘭阿姆斯特丹。他在荷蘭出生、長大,但一直有跟在港的表姐聯繫,那時還是寫信的年代。他跟表姐閒話家常,也會談到香港文化。小時,他跟香港學生一樣,愛看香港卡通、電視電影:「還是那個熟悉的原因──因為睇無綫劇集大。」回想中學年代,親友更會從香港寄一些劇集光碟給他。

慢慢地,互聯網普及,他跟表姐也改以電郵聯繫,上網也能收看港台節目,不用再等幾星期從香港寄來的影碟。他感受到互聯網的力量,相信互聯網能打開他的世界,能改變世界。他着迷於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後來考上荷蘭的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雖然本科和碩士並非修讀傳播學相關學科,但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Internet in China。輾轉他往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修讀媒體傳播相關的博士學位,2010年學成回流香港,展開其教學及工作生涯。

四年過去,他漸漸習慣香港的生活模式,但同時也感受到社會上,新一代與上一輩的矛盾加劇。這次佔領運動,更讓他印證社交媒體的重要角色。「WhatsApp,Facebook等新媒體是新一代的溝通平台,他們透過社交媒體,把自己親身經歷抒發出來,這些內容與主流媒體的故事很不一樣。」。他認為,正因為新一代的溝通方式,催化了這次佔領運動遍地開花。新媒體能夠讓新一代找到身分認同,互相組織起來就成為運動的群眾力量。他又相信,在主流媒體一片「懷疑論」、「河蟹論」的報道下,新媒體的言論空間更見重要。

面對新世代的學生,他謙稱學生們教識他「謙虛」、「勇氣」和「爭氣」。他看見學生面對將來,有勇氣積極爭取更好未來,但又不像上一輩般,否定未來的可能性。在強權之下,他寄語學生要對將來有信心,人權和民主要自己爭取。

為了一盡己責,9‧28催淚彈事件後,他在《衛報》投稿,希望世界更了解香港發生的事,他說,不只年輕人有責任,老師也有。

徐洛文教授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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